第一章 战略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战略制定过程（Strategy-Making Process，SMP）是一种组织现象，它涉及关键问题的决策，这些决策也是基于对该组织的整体利益考虑的。战略制定过程涵盖的范围极广，涉及诸如分析、计划、决策，以及有关组织文化、愿景、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内容（Hart，1992）。对于战略过程体系不同方面的研究也衍生出诸多分支。早在20年前，Bourgeois（1980）就曾详细区分了“战略过程”和“战略内容”两个概念。他认为，战略过程是一个独特的领域，是用来阐释战略是“如何”制定的；相反，战略内容涉及的则是“什么样的战略”被制定出来。
自Bourgeois的观点发表之后，许多学者都就此问题著书立说，相关著述不断涌现，但在理论和经验贡献方面仍未达成共识。例如，在由Rajagopalan、Rasheed和Datta（1993）合著的著作中提出，由于整体模式的匮乏，对于战略过程的研究仍处于一种支离破碎的状态，这也体现在战略过程的理论建设和实证研究都受到限制的状态上。同样，Pettigrew（1992）提到，战略过程研究涉及的范围有所缩小，研究成果也不明晰，究其根源，在于缺乏详细而明确的分析基础。然而在战略管理领域，大多数人都将这种缺乏整体性的状态视为一股主要的力量和一种主流。因为他们看到的都只是战略管理跨学科的本质，而战略管理学本身就是一门涉及经济学、社会学、行为科学、市场学、金融学等等学科的科学，也就是说这种跨学科的本质无疑将会使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和研究方法变得丰富而多样。
鉴于战略过程研究的广泛与多样，我们撰写此文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对以往几方面的著述加以回顾或是简单地整理综合。而是在简要回顾战略过程研究中两大重要领域里的几个主要研究成果后，我们将重点放在战略研究领域中的第三个方面上。我们将会探究战略制定过程的研究在早期是如何得以发展的，这些学者又是怎样衍生出战略制定这种新观念的。本文中涉及的例子也阐释了新观点的产生、认识的增长是将管理领域的不同分支联系起来，并在整体框架下加以分析的结果。我们也会深入分析战略过程是怎样与组织业绩联系起来的，以及这一过程与诸多组织内、外部因素间相互影响的关系。简而言之，通过上述方法，我们撰写此文的目的在于希望能够对战略制定自身多角度、跨学科的本质进行深刻地剖析，即阐述在形成战略决策的过程中，上述诸多因素是怎样相互融合的。
本文共分成五部分。
第一部分回顾了在早期的战略过程研究中所涉及的三个问题。
其中，前两个主题包括战略决策和变动。在此，我们将简要回顾重要领域的历史根源和主要的学术成果。随后，本文引入战略过程研究中涉及的第三个主题，在此后的章节中，对于该主题的研究也会进一步深入。
第二部分是对战略制定过程研究中的不同分支进行概括，并引入“创业导向”（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EO）构建的问题。
在我们早期的文章中，我们侧重的是整合相关概念，并提出可行的假设（Lumpkin和Dess，1996）。而本文中，我们还将加入实证研究的话题，即讨论平衡创业导向和组织业绩两者问的因素（如环境、战略等）。这样，对于创业导向的研究就分为了两个层次，单一角度构建（Dess、Lumpkin和Covin，1997）和多角度构建（Lumpkin和Dess，2001），即将其分为预应性和竞争积极性。本文的观点是假定这两个因素是独立变化的而不是共同变化的。此外，我们还将讨论在更好地预测企业业绩时，应变模式和偶然性模式的作用。
第三部分将侧重“简化战略”这一概念的演变和发展。
战略制定中所涉及的简易性是指在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只侧重于该活动的某一具体方面，或是只关注某一战略目标或实施方法。这里，我们将主要研究“简化战略”构建中的经典文集，如Hart（1991、1992）、Miller（1993）、Miller和Chen（1993）等人的著述，分析究竟因何原因将这些文章列为战略管理领域的经典文献。此外，我们还将通过分析测试，评价作为平衡简化战略与组织业绩关系间的两大因素，即组织发展和环境因素，评价这两大因素在战略制定过程中的作用（Lumpkin和Dess，1995）。
第四部分主要涉及在经济学中，战略决策在改变组织业绩中的作用问题。
通过分析Joseph Picken（Dess和Picken，1999）的论述，提出我们自己的见解，即在众多的因素中，战略过程是怎样在整合、影响包括人力资源、社会资本等的资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此外，我们也将再度提及在战略过程著述中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即需要突破自身局限，将所有能够增加供应商、客户与合作伙伴资本的生产因素考虑进来，这对于组织来讲是很重要的。
第五部分，将简要概括本章的内容。
战略制定、决策制定与变动
广义上讲，战略制定是一个过程，涉及企业在制定任务和战略目标时的诸项活动范围。战略过程是指组织在处理机遇与危害、制定组织有利于充分利用的能力和资源的决策等的活动方法和实践（Shrivastava，1983）。
正如这一概念的广义定义所言，战略制定的研究包括近了50年的学术文献与著述。其中，大多数研究主题的论据都很明晰。之所以如此，其部分原因在于这些研究主题涉及诸多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方面的知识，研究大多将此引入到管理领域，对于战略过程文献的回顾表明，在该项研究中，三大主要分支都是理论充足的。本节中我们主要涉及其中的两个分支，对其做以下简要介绍。
第一个研究分支强调决策制定在战略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
推动此类研究不断发展的是对于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管理研究的争执与讨论，即决策制定过程中的综合性与有限理性之间的矛盾。尽管部分学者认为战略制定的理想方法是集理性、线形和综合性三者于一体的（例如，Andrews，1971；Hofer and Schendel，1978），但也有人对此提出挑战，认为这种方法是不切实际、不能实现的。Simon（1957）、Cyert和March（1963）就是这种早期理论的代表。他们认为有很多种不同方法都能导致在单纯理性决策过程中会出现成千上万种不同的结果。所谓的理性注定会受到决策人认知程度和水平的限制。基本上，这种观点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其中也包括研究古巴导弹危机的Bower（1970）和Allison（1971），他们发现在实际过程中，由于受到组织的限制和官僚政治的影响，最终结果也大多源于“理性理想”的理念。此后，一些理论学者提出使用更为现实的方法进行研究，例如，Quinn（1980）提出的“逻辑改良方法”和Mintzberg（1973、1978）倡导的“调试模式”。这两种方法都认为，最好的决策是在小范围内进行，并且是在将各种变化因素考虑在内的情况下做出的。
从此以后，关于决策制定的文献也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在上文中描述的研究分支。而另一层次侧重于集团决策制定过程，涉及不同的方法、手段和成员性格是怎样影响最终结果的。其中，魔鬼拥护法、辩证探寻法、共识管理法是研究中关注的三大重点内容。此外，这类研究还包括高级经理人的性格特点对于战略制定的影响和对决策制定中效率的影响。综上所述，这一分支的研究重点在于决策制定作为组织行为的方面，即探讨群体决策过程与战略结果问相互影响的关系。
战略过程的第二个研究分支强调战略决策制定在引发变化环节中的角色与作用。
由于这一研究分支强调变化的过程，因而此类研究的中心大多放在管理变化、组织发展和在企业范围内的“新生力量”的出现过程中。Van de Ven被认为是此类研究学者中的翘楚。他认为这种战略研究的方法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侧重各个事件、活动、阶段的先后顺序，并以此揭开所分析主题的存在过程”（1992）。这一方法也被其他学者加以进一步剖析，如Scott（1971）和Greiner（1972），他们通过对组织成长阶段的分析，认为这一过程也包括企业在发展的各个重要时期处理问题的各环节。战略变动也包括在“非结构化方式”中出现的认同、研究和评估过程。这些因素也将导致一些未曾预测的决策的出现（Mintzberg、Rais—inghani和Theoret，1976）。在企业范围内，变动过程研究的重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新企业出现的研究（Katz和Gartner，1988）；二是在公司创业的过程中，内部新生的小型企业发展新战略计划的过程（Burgelman，1983）。
我们清楚地看到，上述两个分支中涉及的概念已经和战略过程联系到了一起。此类研究也为描述性理论和规范性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强调高效策略的制定和战略管理的变化过程对于想要在当今快节奏、全球化的社会中取得成功的公司来说可谓是重要的一环。尽管仍有诸多学者致力于此领域的研究和探索，但本书的重点并不是侧重于上文所提到的两个分支。
为了进一步了解经理人决策和行动的基础，第三个研究分支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一分支主要涉及战略制定过程中的行为方式和格式塔形态，这些也因组织而异，具有各自的特点。人们称其为“角度”或“模式”，其作用是用来反映战略制定的办法在组织层面上是否具有连贯性（Hart，1992；Miller和Friesen，1978；Mintzberg，1973）。此外，战略过程研究的一个中心目的就是为了达到一致和与主要变量适应，其最终目的是达到预期目标和获得良好的业绩。因此，这些过程会受到来自组织内、外部的不同因素造成的偶然状况的影响。Mintzberg在接下来的两节中，我们将更深入地探究上述概念，并将尽力为读者诠释我们对战略过程进行的研究具有相当的连贯性，是基于简化战略决策过程构建和创业导向这一框架指导进行的。
创业导向理念的发展
进行战略制定过程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制定组织目标、支持组织决策、增长组织财富。
它包括组织目标的确定、决策制定和基于组织既定目标的实施等过程。为了更好理解组织决策和实施的基础，学术界通过行为方式或格式塔形态对战略制定加以探讨，因为这些指标可以在许多组织中得以观测（Rajagopalan、Rasheed和Datta，1993）。为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分析，许多学者都致力于研究描述战略制定过程中的各个组成部分。这些组成要素即被称为战略分析的“角度”。例如，Fredrickson（1986）在分析组织结构在战略决策过程中发挥的效果时，将战略制定分为全面性、预应性、合理性、风险承担性等四个方面。Miller和Friesen则举出了11项内容，包括适应性、分析性、战略意识、专业性、未来性、整体性、创新性、（决策的）多样性、预应性、风险承担性和传统性（1978）。他们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分析“这些属性的复杂性与相互关系的多样性。”这11项内容中也包括了战略制定过程中的计划、决策制定方式和组织目标制定中方方面面的内容。在此后的研究中，他们逐步发现有三个因素对于创业公司来说是共通的，即创新性、预应性和风险承担性（Miller，1983；Miller和Friesen，1982）。他们的这一发现对于创业导向的构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组织的方向是保持既定目标不变，并不断修正其在市场中的地位，因此组织应不断地对此进行检查、分析和计划。而战略过程研究中诸角度的提出，正是对进一步探讨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框架。为了深入研究战略过程制定中的角度问题，一些学者将上文中的角度做了进一步的划分（Ibarra，1993）。早期的学术研究将这些不同的角度与战略制定模式联系起来。“模式”概念的提出可能更好地诠释了“战略制定过程作为一种包括很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组织格式塔”模式的观点。
作为早期的战略过程进行模式研究的代表，Mintzber9将创业战略制定模式分为三部分，即果断性、机遇探求和风险承担。
这三大组成部分在创业导向构建的深入研究方面有很大作用。此外，他还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模式，包括适应模式：即战略决策受持股人的左右；计划模式，其特征是形式分析；讨价还价模式，目的是解决主要决策人制定决策的矛盾冲突（Mintzberg，1973；Mintzberg、Raisinghai和Theoret，1976）。
通过多角度模式的研究，有关战略制定的类型研究也有了不断的新发展。Hart（1992）提出了战略制定过程中的“整体框架”理论，包括五种模式，即命令模式、象征模式、理性模式、互动模式、生成模式。之所以说Hart的研究框架具有整体性，是因为他侧重的是战略制定过程中的要素，具体来说就是，包括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角色，组织成员的参与及其与企业视角、现行体制、策略问的相互关系。简单地说，命令模式是指战略制定受组织高层授意并由其在组织成员中的亲信制定战略的过程。象征模式是指由上至下地对战略的制定进行指导，但与前者所不同的就是影响战略制定的直接因素是来自组织的力量，组织高层的作用只是提供指导，激发组织成员向组织的共同目标迈进。理性模式包括计划和分析，在这一模式中，组织成员的角色是执行计划，而组织高层则负责对结果的控制和监测。在互动模式中，组织成员与组织内、外部的控股人员进行交流并采集信息，战略制定是基于此类信息的采集基础之上的，而组织成员是信息采集过程的一部分，而组织高层授权该活动的进行。在生成模式中，战略制定是在组织各级人员发挥“主动性、试验性、创新性”的同时自发形成的。
尽管Hart提出的以上五种模式都不是单纯的创业型模式，但是Hart认为自己提出的五大模式并不是相互孤立的，相反，它可以和战略制定过程相融合。这也与本文所涉及的主要研究不谋而合。我们认为，命令模式和生成模式都包括了创业战略制定中的一些环节（Dess、Lumpkin和Covin，1997）。命令模式代表了Mint—zberg在创业战略制定模式中提出的机遇探求和果断（1973）。生成模式则强调与公司内部风险相联系的自主、风险承担、试验性等特征（Burgelman，1983）。因此，Hart提出的战略制定过程中的多角度研究方法是一种实用的模式，特别是对于创业向导框架发展的作用更为显著。
Venkatraman（1989）的战略导向理念则将战略模式与战略制定的角度联系起来，从一个更为全面，并且相互关联的视角，对战略过程中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这种视角也与战略制定多角度模式的观点相一致。尽管他当时的主要研究目的是为了对战略导向的运行与测量进行调查研究，但他也列举了六个战略导向的主要特征。这六大特征所涉及的方法、形式在大多数企业的战略导向中都可见到。具体来说，它们包括：积极性，将目标定位在增加市场份额的一种竞争态势之上；分析性，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其指导原则是在诸多解决方法中选取最佳方式；防守性，为了保护组织核心而采用的一种自我防护的态势；未来性，是指以一种前瞻性的观点对研究和组织趋势进行预测；预应性，是指在竞争之前对机遇的探求；风险性，指在面对未知因素时对于组织资源的分派。